前言
陕西韩城地处黄河西岸，与山西河津隔河相望，为上古传说中大禹凿山开河之龙门所在。自先秦起，借助黄河河道的便利水运条件，韩城逐渐成为陕西沿黄一线的重要津渡。
陕西“韩城”之名出自《诗经》中“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之句，春秋时期为少梁，秦时置夏阳，至隋改名韩城，历代沿袭，几无变更，直至年设县级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韩城境内现有国家、省级等各类历史文化遗存数百余处，其中仅元代建筑就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摇篮，存续有黄帝、炎帝、伏羲、女娲、仓颉、尧、舜、禹等中华文明早期人文先祖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痕迹，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韩城为上古传说中大禹凿山开河的“龙门”所在，“龙门”的称谓出现于《尚书·禹贡》之中，“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
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性地理著作，《禹贡》对大禹治水范围的地域记载，是当时中华文化核心区范围的地理概述，对黄河流域中华文化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商周时期，大禹治水的地域即为“禹绩”所在，被视作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地域，具有文化正统性。
商代建都后，特意强调都城在“禹绩”之中，“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以彰显政权接续的合法性。周文王作丰邑时，也要以“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强调其部族是在中华文化圈之内，为灭商提供法理基础。
龙门作为《禹贡》明确提及的“禹绩”所在，在黄河流域根脉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即便后世有洛阳龙门的出现，也毫未影响韩城龙门作为黄河文化重要地标的历史地位。韩城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极强。
在韩城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大禹的历史传说与龙门这一地理载体之间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且不断涵育丰富，在追颂赞扬“禹绩”的同时，逐渐借助龙门周围的自然景观特点形成具体“禹迹”，形成“口传”到“实存”的文化构建过程，凸显出黄河文化在地域发展中的动态特征。
龙门地处黄河晋陕峡谷的出口，峡谷内两岸崖壁对峙，河道宽仅有百米左右，出龙门后，两岸地势平缓，河道宽度迅速展扩为米左右，确有破口而出之势。古人在惊叹地势环境独特神奇的同时，更增加了对大禹凿山开河之功绩的敬畏，“龙门地势险，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难”。
龙门口地理景观的神奇性和独特性，强化了古人对大禹凿山历史的文化认知，并尝试找寻大禹凿山开口的历史痕迹。龙门口是大禹凿山工程的关键区域，峡谷内两侧陡立的岩壁成为古人想象大禹凿山的首要来源，“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
尽管“岩际镌迹”是古人对大禹传说的历史想象，但在后世文献的传抄中逐渐成为言之凿凿的“定论”，“河流至此，宽约百步，两山对峙，河冲其中，夹岸断壁，状近斧凿”。随着韩城地域文化的不断强化和丰富，关于大禹开凿龙门的历史过程更趋向于详细丰富。
龙门口之南的黄河河道内有自然淤积形成的砾石沙洲，被附会为大禹凿开山口后遗留下的碎石渣，“出龙门有洲若陵，陵咸砾石，人云治梁为门之屑也”。龙门之北的峡谷内有一条支流，今名凿开河，古名“错开河”，“错开河，由龙门而上六七里，即金门。
其西有涧曰冶户川，川口颇多镌迹。昔金门未劈，崇伯不谙水性，意欲使河直行东北，故失利焉”。“崇伯”即大禹之父鲧，鲧治河失败的“痕迹”，暗合鲧、禹父子二人相继治水的历史传说。
所以，历史文化传承中利用自然景观形成的“禹迹”文化建构，不仅强化龙门的历史文化地位，也凸显出大禹治水与韩城的地理关联，“河禹之德海内戴之，而尤切于韩土。何者？以其迩龙门也”。龙门作为大禹凿山的发源地，催生出韩城境内大禹祭祀文化的兴盛。
龙门两侧曾有规模较大的东、西禹庙建筑群落，为元世祖忽必烈敕修，并在至元元年（）遣官代祭，“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
在韩城境内周原、梁带、史带、王带等村，还留存有明清时期修建的大禹庙，其中周原村大禹庙有明确记载始建于元代大德五年（），并经过明、清两朝重修，是目前全国建庙较早、保存最完整的大禹古庙，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农业较早的起源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保证农耕文明的永续发展，先民不断克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生态环境束缚之间的矛盾，创造并积累出丰富的发展智慧和生态意识。
韩城境内山地面积广大，但因适宜耕作的土地有限，即便尽力劳作，产量仍然难以满足本地需求，“韩壤六谷咸宜，第原隰不十之三，山陵逾十之七，竭七驰、四羽之遗以助地力而终岁之获，不敷元元之用居，常仰丹阳之粟、合阳之麦”。
耕作环境的先天不足，促使韩城农业生产必须要充分利用地理条件，逐步形成根据不同地理条件选择相应作物的种植方式，以缓解粮食紧缺引起的生存压力。韩城境内有澽水、芝水等黄河支流，加上这些黄河支流的次级支流形成韩城境内相对丰富的水系网络，尤其是地势较低、水源充足的河谷地带成为水稻种植区，“韩土地所出不异于他邦，以饶水故裕稻，而土门口以内、西山下为尤盛”。
尽管有水稻种植区的存在，但面积有限，“澽壖多稻，志以小江南称之，然贸之域外者无几也”。因此，为提升种植收益，韩城民众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芝川、司马坡迤北，水渠纵横，悉种麻枲，近陇坡者，率以木棉。
计亩可收禾稼之利两倍许”。地势较高、无法灌溉的西北浅山地带则成为经济作物花椒种植区，“西北山椒迤逦，溪涧柿林殆满，霜落时一望，红紫如二月花，人曝其实，食以佐谷”。时至今日，花椒仍然是韩城西部山区主导经济作物，并成为全国知名的地方农业特产。
另外，黄河河道的摆动移徙也加剧了韩城耕地紧张的不利局面。“龙门而南，距郃之阳域不百里，壖多客土，但遇浲水，率善溃徙。东溃则遗壖在西者享其利，西溃则遗粮在西赔者罹其害。”河滩地的不稳定性，不仅严重影响临河村落的农业生产，甚至还会因为河岸崩坍迫使村落搬迁，“迨光绪初年，老崖下滩地尚有，由芝川达禹门大道昭然。
至十七、八等年，全行漂没”，沿河村落“原上地狭，自滩地化为乌有，虽租粮暂免而房产荡然，迁徙流离，诚为可悯”。在先天农业耕作条件的诸多束缚下，部分韩城民众逐渐放弃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业活动，以至于“地好商贾”成为韩城的地域特色。
韩城境内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的方式，尽管提升了当地的种植收益，但是也造成韩城民众粮食来源严重依赖于外部供应，“以域狭，故粟麦独缺，而仰给者上郡之洛川、宜川、鄜州、延长诸处，南之郃阳，西南之澄城，每岁负担驴羸，络绎于路。度沟历涧，风雨雪霜，日夜不绝。富室贫家率寄飧于集市，倘三日闭粜则人皆失火矣”。
粮食供应、经济作物销售形成的贸易需求，成为韩城商业发展的潜在动力。至明代万历时，韩城已经形成“南敦稼穑，北尚服贾”分布格局。明末曾任韩城县令的左懋第有记曰：“韩民好商贾，弃本务余。余由汴、雒来韩，途所至，华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韩人也”。
直至清代，依然是“商贾之利，县北为多”。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早期中华民族“同根一体”的历史观，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支撑。
一方面，《史记》中记载黄帝为最早实现和维护华夏诸部族统一的天下共主，司马迁通过对上古帝王历史材料的收集整理构建起以“黄帝”为初始、下至西汉的上古帝王沿袭相继的历史传承体系，保存了早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奠定了中国早期多民族统一发展脉络的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作为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其中对中华民族早期历史来源的撰述，不仅将中原帝王谱系与黄帝后裔直接关联，甚至将中原周边文化差异显著的诸部族也作为黄帝支系，形成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民族“同根”体系，对后世的文化认同和治史思想都具有深远影响。
匈奴是西汉时期北方最强大的游牧部族，也是西汉王朝北方边境安全的主要威胁，但是司马迁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世之苗裔也”。至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韩城作为司马迁故里，境内保存有司马迁祠、司马祖茔等相关历史遗迹，不仅是古今追颂司马迁历史功绩的文化地标，更是黄河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总之，韩城作为黄河流域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黄河文化内涵丰富、遗存富积的地域之一。
作为陕西沿黄地区的重要城市，韩城地域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不仅造就了厚积历史底蕴的大禹祭祀及文化遗迹，也积累形成了农商结合、因地制宜的生态发展经验，还是中华民族同源同根文化意识的历史地标。因此，韩城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地域之一，是陕西省内弘扬传承黄河文化的典型地区。